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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科举考试制度

高考作为一项万众瞩目的人才选拔机制,每年在高考日都会引发大家的热议,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高考确实是改变人一生命运的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活动。今天借高考之机,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历代的考试制度。回望历史,探察中国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变迁,也许会使我们理解这一制度存在的意义及与时代关连的诸多限制,相信它仍然有改善的可能和希望。

考试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其重要性早在十九世纪就为西方人所认识。韦廉斯在所著的“中国”书中就这么说:“中国政府中文武官吏所由产生的这种著名的考试制度,虽在古代的埃及或有类似的制度,但在古今任何一个大国中都可算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制度。”它甚至可能经由阿拉伯人的介绍,于十二、三世纪传到西西里王国并引入西方。它也被东亚许多邻邦所模仿。由此可以想见它的重要。

考试制度的理想源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尚贤政治。当时周天子的权威下坠,传统的封建贵族无法应付新的局面,于是国君不得不起用新的、没有家庭背景的人才处理国事,这种现象很快就被思想家察觉,并反映在他们的思想或文字中。

孔子是第一个把这种现象加以合理解释的人。例如他在讨论如何为政时,便提倡:“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三项工作。其中举贤才虽列于最后,但显然是应对“先有司而讲的。他又进一步说“举贤才”是“举尔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可见贤才不必限于国君耳目所及,可以遍及很大的一群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和孔子另一个教育信念,即“有教无类”的理想,彼此呼应。这两个理想放在一起就替尚贤政治铺下了“平等”的基础。

但是孔子对于“举贤才”的想法更带有道德的意义,因为他主张贤人的塑造有待于教育的力量,希望透过教育的陶冶而培养出成德的君子。君子正,天下也就得治。因此国君和贤人的行为应为天下的表率,而国君任用辅佐人才也必须以德性出众为取舍标准。

尚贤的理想在战国时代有长足发展。例如墨子就以社会分工为出发点,主张贤才当政,而各级贤才又仿效其上级领袖,用“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即“天志”)来统治天下。孟子则继续发扬孔子的德治信念。他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又进一步提出贤才应受培养、接受考验的看法。荀子对于人性的看法虽与孟子的“性善观”相反,但他仍承续孔、孟的人治主义余续,以人才为政治存亡之本,认为择人的良否决定统治的成败,因此不能不善于选择贤人。

荀子更进一步提出完整的社会分层理论来支持他选人的看法。他说:“材人:原悫拘录,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饬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循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大夫士官师之材也。知隆礼仪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幼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这表示他认识了政府内分工的必要。他又认为社会中,宰爵、司徒、大师、司空乃至乡师、治市都需专人负责,提倡社会分工,而以任官者为儒(“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士大夫也”),以其他人为“众人”(“众人者,工农商贾也”),又可看出他把社会分为两个基本阶层,和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前后呼应,替“尚贤”的理想做了最清楚的定义。

尚贤的理想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必须性至此可谓已有相当清楚的发展和一般共同接受的结论。日后法家所提供的新观念主要环绕在如何使政府发生作用这个问题上面,而不再以证明社会需分工、政府应任贤为中心课题。

以上说明古代中国早已有打破封建世袭贵族,任用贤才,唯德是任的观念。这个观点由儒家发其端,到战国中叶遂为一般思想家所共同接受。

与任贤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便是古代中国认为人生而秉赋相近的平等观念。古人论人性众说杂陈,但不论孟子或荀子,都几乎认为能“知”(是非之心)、能“行”其(宜)乃人之所共有。这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平等观念。因为有了这种“人生而平等”的根本信念,儒家所提倡“选贤与能”才能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

以上从观念的发展史上讨论中国思想中一些对后代考试制度的成立有所影响的因素。自孔子以降, 中国思想家一直承认社会阶级必须分化,国君须任用贤才来治理国家。人生而具有相等的道德能力,因此贤人的来源就必须放在公正选人的基础上。

从制度上来说,将以上这种观念付之实现的事应该早已有之。中国古代的经籍《尚书》、《周礼》似乎都提到许多教育及考核的事。但是这些材料大都缺乏常识上或事实上的根据,或可置而不论。尤其是我们如果认为上述的尚贤理想或整套考试制度的精神是建构在人生而具有相等的道德能力的原则上,就更无法轻率认定在经典所传述的时代已经有普遍性的选贤举能的事。

有规模的选举制度是正式开端于汉代。汉世每由天子下诏求贤,名目极多,例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材异能、贤良文学、淳朴逊让,有行义,能直言或极谏等等。一般言之,天子下诏,皆遍令全国地方官推举。然而每次所举不过一二人,又缺乏严密的评审标准,类近于推荐。东汉光武以后随定有廷尉、大司农、将军、监察御使等,岁察孝廉吏、茂材各一人或二人,使召举成为定期性的活动,但不到二十年,竟又生出许多弊端。(明帝即位)诏曰:“……今选举不实,邪佞求去,权门请 ,残吏放手(即放肆的意思),百姓愁怨,情无告诉。”由此可见当时选举办法问题丛生。后来略有整顿,却又产生了限制太严,真正廉洁之士窃足不前,而盗声窃名的人尸居其位的事。

汉代的科举制度与后代的科举虽有类似的弊端,但严格言之,选举与科举还是有一段距离,两者并不相同。

魏晋南北朝以降,虽然赓续两汉,以察举为仕进之途,选举的责任则由地方长吏转归新设的“中正”关。所谓九品官人的选官法,初设于三国时代的曹魏,与推举孝廉秀才原不相同,起初只在于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但因为后来吏部任官悉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戾,因此使汉代以来察举旧制反而渝为次要。

九品官人法实施之后,孝廉察举严而不行,甚至如荀、贾诩、王修等人居然未经考试即举孝廉,原以为公平方式考察德行的理想可谓废弃殆尽。于是有人提倡至少必须测验所举孝廉的经学知识。魏文帝时,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华)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但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士族门第势大,选举渝为次要,并无重大成就。这种情形要到社会有了觉悟,自觉地希望把门第社会打破,才会有所改变。北周时,苏绰起草六条诏书,其中第四条就这么说:“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独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军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

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传说是也,而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观(官)人之道可见矣。”虽然北周的考试内容及形式并不清楚,但苏绰的见解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隋的典章制度源自北周,北周政制则由苏绰奠其根本。因此,苏绰对于官人之道的见解必然影响了隋的政策。而隋代正是开创中国科举考试的朝代。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中国考试制度虽然可以溯源于汉代的选举,但选举类似推荐,范围不广,弊端丛滋,下及魏晋南北朝,更渝于不重要的地位,而为九品官人法所取代,不能真正达到选贤举能的理想,所以这一段时期严格言之,都未曾真正实行科举制度。

真正的考试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杜佑是唐代伟大的制度史家,他说:“ 帝始建进士科”。这个说法为后人所沿袭。我们大致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因为“科举“一词是隋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进士之名作为科目肇基于隋,明经亦同,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一千多年,以科目取士成了历代政府所公认最可靠的取士方法。科举蔚为定制,而把理想和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考试制度的则是隋文帝。

隋代初行选举,在精神上与汉代以降的选举并无不同。其后别创科举,则为唐代所沿袭,特别是进士一科,更为唐时专研考试制度的王定保所考订为隋大业中所置,因此隋朝显然是后代相沿一千多年之考试制度的开端。隋代科举的内容和特色大致如下:

在科目上,隋的考试有贤良、明经、二科、四科、孝悌廉洁、进士、秀才等。科目虽有增加,大致仍沿袭前代。

缺乏严格的选拔程序,多由皇帝下诏征辟,由州郡荐举。

考试方法为试策。考生须加以解说或辩明,所谓应对如响、善辩驳,无能屈者是。

在精神上,隋炀帝远绍北周苏绰之议,愿意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以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从上面数点看来,隋的科举可以说只是对九品官人的任官方法稍加修正,还缺乏有系统的规模。《隋书》房晖远传说:“上令国子生同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定臧否,……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则可以想见当时应举人士之多。虽说国子生都是令官子弟,不是平民出身,但能都这么多人应选,也勉强可以说有一点基础了。

到了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召开进士科取士。以后历朝科目逐渐增加,其科目多及各科演变之类繁非本文所能详论,兹略及其大要。

一般而言,唐代科目以《明经》及进士两科较为人注意,其他还有种种科目,考试范围除了经书之外还广及道家典籍、数学、法律等等。考试的方式大约有下列五种:

帖经:类如今日的填充题: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

墨义:类如今日的问答题。例如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

口义:以上两种一般合称为帖经。若帖经题以口试为之,则称为口译。

诗赋题:唐时进士一科,例必试诗赋,或称为杂文。

策:一般称为时务策。策的原义是谋略。汉武帝举贤良方正,董仲舒对策,遂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时务策专以当代政化得失编成试题,由考生回答。题目往往很长,考生就各种可能性回答,是为策。另有以经史为题的,亦可称策,唐代所试的多为时务策。

考试的方式在唐代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由地方州县就学馆毕业生中选取合适的生徒,送到重要参加礼部考试。未入学的读书人则可以头牒自列于州县,由州县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于是数焉。州府则选其秀异者送到礼部。礼部试后,合格者名字经天子核可,转交吏部作进一步的考验,视需要而任官。武后以后,礼部试都要在天子面前应试,称为“殿前试人”。

唐代科举大略如上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发展则有下列数点:

进士科地位的日益重要:唐代科目至多,然其常行而取士较广者,惟进士与明经二科。中唐以后,进士之地位益为崇高,其试题因兼试诗赋,率比明经为难,试进士者日多,致试者千人,而得第者不过数十,远比明经难。所谓由进士出身者,终身为闻人,及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等语,都可以表明进士科在唐代考试中的重要性。唐末以降,举凡考试出身的人都以进士一科马首是瞻。这是一项极重要的发展。

新进士在政府中所造成的影响:进士地位提高的结果,遂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团体。唐代朝廷,官员大多仍由门阀世族的余胤所把持,他们有雄厚社会背景及地方势力的支持,历久而不衰。而占官僚阶层极小部分的新进士,由于出身与士族不同,逐渐凝聚为一,论资格,讲辈分,上下结为朋党,初则以自保,自别于贵族出身的官僚,久而久之形成政争的工具。唐代中叶以后的牛李党争就是十分有名的例子,在中国政治史 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进士科地位的抬高对文学和学术有重大的影响。一是促成唐诗和传奇的发达。二是造成山林读书,隐逸求仕以及私家讲授《文选》经史的风气,至宋代遂有书院制度的出现。三是形成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形态,北方合朔地区,武人专政,成为高度胡化的区域。而唐室中央所直接统辖的地狱,虽亦沾染胡风,但大抵仍是文人主政,形成浮华浪漫的色彩。无怪乎沈济要说:“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南北论学旨趣相异,隋末已经如此,进士科兴起后更为显著,对于南方学风更有深刻的影响。此外,唐人重文选学,以之与经学并列,也是受到进士科特重诗文的影响。

考试制度导致门第社会的衰落:中唐以后门第旧族虽仍有其地位,但考试制度的发展塑造出政治上的新势力,而政治势力是支配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于是社会的结构不免受到新兴政治势力的影响而有所改变。旧的世族受到挑战,日趋解体,为考试出身的新人所取代。这种现象到了北宋时益形明显了。

唐代考试虽然还不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制度,政府在举行考试时却相当严谨。吏部考试甚至还实行过所谓“糊名”的办法,考试制度之能受人尊重,就是因为政府这种公正的态度。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元代对科举考试基本没有重视,一直沿用宋制。到了明清两代,科举制在明代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其制度和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八股文考试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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